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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塊廣告牌》奧斯卡之爭:走偏的“政治正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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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塊廣告牌》奧斯卡之爭:走偏的“政治正確”討論
時間:2018-03-11 來源:未知 作者:北京新東方揚州外國語

《三塊廣告牌》劇照

在剛剛閉幕的第90屆奧斯卡頒獎禮上,《三塊廣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雖然在最佳影片的獎項競爭上惜敗于《水形物語》(The Shape of Water),但是卻也收獲了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這兩個重量級的獎項。不過可惜的是,作為近年來好萊塢少見的在編劇技法上極具特色的作品,卻與最佳原創劇本失之交臂,這不得不讓人感到惋惜。

但《三塊廣告牌》卻與今年的奧斯卡(以及其他很多影片)一樣,不再局限于“一部好電影”。干練執著甚至略帶蠻橫氣息的女主角、對美國當權者乃至某種美國社會氛圍的敵意,乃至于對代表著美國價值觀的家庭理念的某種距離感,都無疑與時代精神(zeitgeist)暗暗呼應:分裂的美國價值(無論總統是不是特朗普)、呼聲高漲的#Me Too運動......

《三塊廣告牌》中女主人公米爾德雷德(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飾)面對當地警局“無所作為”時聰明但卻直白的抗議,也開始融入了美國政治議題的血液之中。今年2月14日在佛羅里達州爆發的校園槍擊案,造成17死14傷,直接將控槍議題重新推向了新的高度,面對“持槍派”政客們保衛憲法、持槍安全的表述策略,有人則在大街上模仿《三塊廣告牌》,租用了三輛卡車,并用同樣色調的顏料和字體刷出了廣告牌,質問“持槍派”的代表人物、前共和黨黨內總統候選人、佛羅里達州聯邦參議員Marco Rubio:

?校園屠殺?然而,還不控槍? ?為什么,Marco Rubio?

相比于那些生拉硬拽才能與當下美國政治風向扯上干系的奧斯卡提名作品相比,《三塊廣告牌》(或許還有《華盛頓郵報》[The Post])無疑是最為直接且直白地對現實政治有所諷喻的作品。

但是,我們能夠就此說《三塊廣告牌》是一部關于“意識形態/女性/反抗/白左”的電影么?恐怕也不然。

得獎:走偏的意識形態電影批評

不知從何時開始,意識形態電影批評成為了包括影評人在內的很多人手中的影評利器。無論是作為好萊塢主流的自由派,還是作為好萊塢少數保守右翼的梅爾·吉普森(Mel Gibson)、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乃至膚色、性別、槍支、墮胎等等話題,都成為了(中國)影評人和觀眾給好萊塢打分的重要標準。在討論奧斯卡時,更是“政治正確”、“左翼意識形態”、“美國主流價值”、“種族平衡”等詞匯滿天飛。事實上,大部分電影愛好者已經能夠通過題材、類型、資歷、膚色性別、前哨戰情況、場外新聞——當然,或許還有“影片質量”——精準地預測出大多數獎項的歸屬。

但是,泛濫的“意識形態批評”已經讓這種方法的邊際效用逐漸趨近于零了。似乎只要拋出幾個詞,就能一針見血地把一部流水線上的工業產品拆解成各個元素:這個是滿足奧斯卡表演獎的,那個是打種族牌、LGBT牌的,主題是為了迎合美式主旋律,致敬是為了讓評委們會心一笑,長鏡頭是需要一個彰顯技術的宣傳點......似乎這些電影拍出來不是為了賺錢,而僅僅就是為了得奧斯卡獎,或是為了滿足個別的觀影人群一樣。

不是說“意識形態批評”無效了,事實恰恰相反,要理解一部電影在社會中引起了怎樣的反響、為什么會引起如此反響,“意識形態批評”是最為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問題是,如果這樣的批評僅僅是給一部電影貼上了“白左”、“政治正確”、“女性”標簽的話,那么阿爾都塞賜予我們的這柄批評利器,未免也廉價得宛如一把玩具水槍。

《三塊廣告牌》無疑也被評論家貼上了各種標簽:女性、白左、邊緣反抗主流、政治正確......但是《三塊廣告牌》真的那么“女性”、那么“白左”、那么“邊緣反抗主流”、那么“政治正確”么?

我們先來看女主人公。作為本片的絕對女主角,她是一個離婚母親,開著一輛低端的福特車,在美國中西部的某個小鎮上過著拮據的生活,她人緣一般但并非沒有朋友(她就在朋友的店里打工維持生計)——這樣一位女性,在人口統計的意義上,絕對不是所謂社會邊緣人,事實上這是非常典型、主流、正常的美國女性。如果說有什么邊緣的話,或許她看上去像一個無神論者,并且在大眾語境中缺少話語權——但是正如中國的小鎮青年也在主流話語中缺少發聲和自我展現的渠道一樣,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小鎮青年”定義成社會邊緣人、非主流人群。

然后女主人公是如何“抗爭”的呢?她的抗爭非常執著,但也非常聰明。她沒有呼天搶地、淚如雨下地控訴社會不公,或是自怨自艾地感嘆自己命運多舛。她在開車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三塊廣告牌,于是以一個合理的價格,把廣告權買了下來,并且簡明扼要地在上面放了三句話,控訴當地的警局不作為,給地方警局施壓。當地的警察、民眾、神父能做什么呢?他們什么都做不了,因為女主角的行為完全合法。同時,這一舉動也確實給當地人帶來了很多壓力和不適(否則整個警局也不會感到如此尷尬),所以它不僅合法,而且也合理,大家雖然都看著不爽,但是卻一點沒轍——女主角的目的也在此,她想要給亡女討回公道,但更簡潔明了的目的,是要讓當局感到不痛快。

此外,雖然全鎮大部分人都因為同情身患絕癥的警長,而對女主角的行為怒目相視,但是在美國“個人主義”的大語境里,這種我行我素也并沒有超過界限,警長希望曉之以理,神父只能動之以情,其他人雖然表示反對,但也都大體建立在對女主角喪女之痛的理解上,最嚴重的,恐怕就是扔雞蛋的中學生和恐嚇女主的路人了——一言以蔽之,女主角的抗爭擊中了小鎮社會心態的七寸,但卻合情合理、合法合規,可謂非常“美國”,看似充滿了叛逆的抗爭,但其實卻是“被馴化”的抗爭(就連女主角向警察局扔汽油瓶時,都先打電話確認了警局是否有人)。

最后我們來看一下女主角抗爭的訴求:找到殺害自己女兒的兇手。這不是《8號法案》(Prop 8)里爭取同性戀婚姻的平權人士,也不是《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里對抗官僚體系的底層窮人,更不是《每分鐘120擊》(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我的左腳》(My Left Foot)那樣為艾滋病患者、殘障人士聲討社會權力。無論政治立場是左是右,性別是男是女,膚色是黑是白,是持槍派還是控槍派,是支持墮胎還是支持胎兒生命權,我相信沒有人會對“為亡女討回正義”這一訴求提出質疑,換言之,《三塊廣告牌》里女主角的訴求,是有著充分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式的訴求,一點不邊緣,一點不激進。《三塊廣告牌》將自己極為巧妙地“隱藏”在了反叛的面具之下,雖然抗爭是激烈的,但確實合法、合理、合情,并且盡可能地做到不觸及任何底線;但除此以外,則完全是個人主義式的。正如文章開頭那三塊狂懟Marco Rubio的廣告牌一樣,它是一個憤怒、合法、無奈、無用的政治表達。

那么,一個在人口統計意義上極為主流的女性,采用一套在美國社會語境里合情合理、合法合規的抗議手段,為一個絕大多數人都認同的訴求而抗議——從行動發起者,到發起手段,再到發起目的,哪里邊緣了?哪里白左了?哪里政治正確了?甚至整個影片也并沒有那么的“女性”,因為如果是一個“男性”為女兒之死不惜一切代價討回公道,我們也并不會覺得有什么問題(《颶風營救》[Taken]講得不就是一個父親動用各種不合法的手段要救回女兒的故事么),只不過由一個女性發起這一行為,我們會感覺更為艱辛和不易罷了。但這與什么“政治正確”或是導演想要算計得獎,并沒有多少關系可言。

事實上,我們經常討論的奧斯卡的“政治正確”、“美式主流價值”,本身就具有曖昧不清的地帶。比如“政治正確”經常被用來形容一些“白左”的理念,主要核心詞是種族平等、性別平等、(非法)移民/難民和LGBT權益,都屬于一些中間偏左的理念;但是“美式主流價值”則一般指代愛國、家庭價值、社區友愛、個人創業奮斗,這些都是中間偏右的理念。

所以,不是說一部電影是反應了主流價值以求獲得奧斯卡,就是說一部電影是以“白左式”的政治正確來迎合奧斯卡評委,這宛如在說“明天要么下雨,要么不下”,無比正確,但就是一句廢話。奧斯卡兼容并包的伎倆,努力讓所有人都感覺自己受到了尊重,努力尋找這個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以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但副作用就是所有人都覺得,只有“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才獲得了奧斯卡的褒獎。所以尋找奧斯卡和奧斯卡獲獎影片的意識形態根源,本質上是百發百中、指哪打哪的萬能公式,因為除了極左翼和極右翼的個別激進思考外,好萊塢電影倒是真真實實的一個無所不包的大熔爐。

在這個意義上,《三塊廣告牌》的成功,不僅與政治正確無關,事實上也與主流價值無關。《三塊廣告牌》呈現的美國社會是多元的,也是割裂的:女主的訴求方式是個人主義式的,面對的壓力確實社群價值;她對家庭的態度只能使家人受傷,但卻在為另一位家人討回公道;她有著女性堅韌的美好品質,卻也有對殘障人士的不友善;她對罹患絕癥的警長也充滿同情,但在原則問題上也絲毫不讓步......——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飾演的離婚母親米爾德雷德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為她身上的種種特質是如此真實、如此矛盾,而在特定事件的誘發下,爆發得如此合情合理,但又沒有讓我們感覺不可理喻地鉆牛角尖。

編劇:以正合,以奇勝

相比于過去一年穿著同性外衣的小清新愛情片《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性別倒置版的“王子救公主”片《水形物語》,乃至正宗美式主旋律《華盛頓郵報》,《三塊廣告牌》確實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不落俗套的編劇設計,酣暢淋漓的表演,讓人驚訝但又不乏說服力的人物蛻變......

《三塊廣告牌》確實有很多出其不意的反套路設計。比如,從劇情開篇開始,你會覺得整部電影的矛盾將會圍繞著女主角和警察局長展開,但是到了中段,警察局長突然自殺身亡,不僅影片的劇情走向一下中斷了,而且我們對于女主角的認同感也一下打了折扣。導演這里要冒巨大的風險:他不僅要將支撐起電影前半段的核心張力過渡到新的劇情張力中,同時還要在電影后半段讓觀眾重拾對女主人公的認同感。

而榮獲最佳男配角的山姆·洛克威爾(Sam Rockwell)所飾演的警察局長小弟,觀眾對他的預期一開始是一個“功能性”的龍套。我們在電影里總能看到這種功能性角色,他們不需要像主角那樣完成性格的蛻變、實現人生的成長、突破自我的極限、找到生命的真諦,功能性角色“職”如其名,他們的主要作用是實現一些功能,幫助情節推動,襯托主角光環。他們有時是主角的人生導師,有時是等待主角來收拾的無惡不作的反派,有時是怕觀眾不明白主角牛在何處而設計出來專門問傻問題的捧哏——總之,這些角色多半不需要怎么深度刻畫,性格無需深挖,更不用有什么蛻變升華。

但是《三塊廣告牌》中,此前尸位素餐的末流警察狄克森,卻在警長死后開始破繭出殼,他肆意地發泄著自己的不滿,但卻開始變得像一個機敏的警察,也更像一個擺脫了行尸走肉狀態的人。迪克森從一個功能性角色,變成了與女主角形成新的互動平衡的“二號人物”:在影片內,他代替警長,成為了電影后半段的主要推動力;在影片外,他也超越了“原來的”男一號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一舉成為了本片實質上的最重要的男演員。這種劍走偏鋒的劇情設計,甚至要比讓觀眾重拾對女主角的認同感還要難,因為編劇不僅需要讓觀眾對迪克森的看法產生轉變,并且還要讓他們相信這種轉變。洛克威爾大開大闔卻收放自如的表演,讓這一設定極復雜的人物蛻變,變得可信而又可愛。可以說警局二人組的出色表演,無愧于讓學院為這部以女性為領銜的影片送上了兩個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而在人物性格的設計上,《三塊廣告牌》也著力于讓每個人都擺脫臉譜,變得有血有肉。比如女主角的車被中學生砸了雞蛋后,她氣勢逼人地把嫌疑犯們揍了一頓;但是當她在商店內被一名健壯男性威脅時,她又充滿了女性的恐懼。看似女主角是“欺軟怕硬”,但這何嘗不是她內心中脆弱一面的真實表現,她有她抬頭不讓寸步的倔強,也有一個人對抗所有人的孤單。而“無能”的警局也并沒有被塑造成官僚主義的化身,警長有他的苦衷,也有他的無奈,案子無法偵破并不是他的無能或懶惰,而是“有些案子就真的是永遠沒有答案”,他也想努力嘗試,但終究無力回天——在這樣的一部關于抗爭的電影中,抗爭者和當權者,都有各自的弱點、苦衷,也都有他們無可妥協的原則、堅持,這讓《三塊廣告牌》沒有流于膚淺的、套路化的批判:正義,有時是如此遙不可及。

但這些反套路的劇情、人物設定,也給影片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果。

一部電影的成功,往往在于它穩定地輸出了一種價值觀:人物可以轉變,情節可以反轉,甚至好人壞人也可以身份對調(比如《哈利·波特》里小天狼星從惡魔變成了勇士,而小彼得卻從烈士變成了叛徒),但是電影輸出的價值觀是穩定不變的。但《三塊廣告牌》,自從局長死后,影片就一度迷失了重點,它前半段想要刻畫的那種“以一敵眾”的個人主義反抗方式,在后半段卻變得乏味而又無力,甚至在結尾處變得小清新了起來,不僅偏離了觀眾在觀影開始時的預期,也沒有成功地、信服地建構起新的劇情走向。

三塊廣告牌,最終變成了一次無用的政治表達。但最令人可惜的是,“無用”并不可怕,影片后半段的泄氣,讓這種有意義的“無用”,最終走向了不知所謂的“徒勞”。這或許就是《三塊廣告牌》最讓人遺憾的地方。

表演:進擊的女性

2017年度,是性別議題如火如荼的一年,#Me Too運動有多大,波及有多廣,對好萊塢(的男性們)造成了多大的沖擊,在此就不贅言了。它所帶給金球獎、奧斯卡的影響,無疑也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大部分電影的制作完成,都在韋恩斯坦事件爆發之前就已經開始了,但是今年奧斯卡所試圖“表彰”的女性形象——麥克多蒙德所飾演的抗議母親,卻也被貼上了“性別”、“抗爭”乃至“政治正確”的標簽。

但與跑偏的意識形態批評相同,這種貼標簽的方式,不僅削弱了麥克多蒙德其表演本身的含金量,同時也是掉入了因果倒置的陷阱。事實上,一部電影的女主角要想變得“有戲”,就必然多少帶有一點“抗爭性”,因為只有有了“抗爭”,才會有看點,才會有表演的空間,也才會成為女主角。試看今年其他四位提名者,《水形物語》是女主抗爭冷戰強權,《我,花樣女王》女主抗爭的是行業潛規則和輿論暴力,《伯德小姐》抗爭的是無聊庸常的生活形態,《華盛頓郵報》則是女繼承者在抗爭男性們的權力話語......

這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表單還可以無限擴張:2002年茱莉亞·羅伯茨(Julia Roberts)飾演學歷雖低、但卻一門心思為污染受害者打官司的平民律師;2005年希拉里·斯萬克(Hilary Swank)飾演的女拳擊手;2012年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飾演的力排眾議進行改革的撒切爾夫人;2016年布麗·拉爾森(Brie Larson)飾演的帶著孩子逃出魔窟的母親......事實上,連男性也在抗爭:2009年飾演同性戀參議員米爾克的西恩·潘(Sean Penn),2011年與口吃和心魔做斗爭的科林·菲斯(Colin Firth),2014年抵制對艾滋病歧視的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

所以把麥克多蒙德在《三塊廣告牌》里抗爭的女性形象看成是奧斯卡在褒獎政治正確,這無疑是倒果為因。但是不可否認,奧斯卡對抗爭女性形象的褒獎,也經歷著政治、歷史、社會的巨大變革:

1954年時,只要一國公主愿意逃離政治和王室的牢籠,跑出去跟帥氣的男記者在羅馬玩上一整天,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就可以憑借《羅馬假日》(Roman Holiday)獲得奧斯卡的褒獎;

1960-80年代,飾演著名殘障女性、作家、慈善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安妮·班克羅夫特(Anne Bancroft),乃至《蘇菲的選擇》(Sophie's Choice)里在時代洪流中痛苦抉擇的梅麗爾·斯特里普,成為了那個年代里對抗殘酷世界的女性代表;

進入1990年代,像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沉默的羔羊)、霍利·亨特(Holly Hunter,鋼琴課)這樣擁有職業尊嚴、個人尊嚴、自主價值選擇的女性成為了奧斯卡的主流選擇;甚至還出現了凱西·貝茲(Kathy Bates,危情十日)這樣極端有主見的“反派女性”,當然,這個名單里也包括憑借飾演《冰血暴》獲得第一尊小金人的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

而到了2000年之后,女性抗爭者的形象變得更為日常化、多元化和社會化,奧斯卡所認可電影里的女性抗爭,日益變成了一種“日常生活的抗爭話語”,而非在社會歧視和慣習偏見下對壓迫的反抗。

可以說,奧斯卡電影里所折射出的,正是過去六七十年間女性社會形象的轉變,她們從“偽裝的抗爭者”(《羅馬假日》里的公主),演進成了“被動的抗爭者”(海倫·凱勒和蘇菲),再進化成了“主動的抗爭者”(FBI探員、追求真愛的女性、果敢的女警察乃至控制狂),最終變成了今日“多元化的抗爭者”。

《三塊廣告牌》里女性抗爭,更男性化(但也更聰明),更具攻擊性(但卻絲毫不魯莽),更能抓住美國社會規則的合法地帶和社會心態的敏感處。而雖然影片對女主角前夫的新女友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調侃,但卻不是“用心惡毒”的攻擊,在觀影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這場已然成為既成事實、但卻并未展開的離婚事件,并不是男方單方面的責任;而女主角在餐館偶遇前夫及其新歡后妒火、怒火中燒的場面,更是將女主角不完美背后的不甘與不忍表達得淋漓盡致,我們甚至可以因此暫時她對殘障人士的惡劣態度表示寬容。

如果說2000年前的女性抗爭充滿了淑女式的勇敢(比如《鋼琴課》里的女教師,或是《蘇菲的世界》里的母親),那么2000年以后,以希拉里·斯萬克和麥克多蒙德等人塑造的女性形象,則體現了美國人所崇尚的街頭智慧(streetwise),就像《三塊廣告牌》里的那樣,更靈活,更日常,更富于攻擊性,也更擺脫了女性原有賢淑溫良的刻板印象。

《三塊廣告牌》無疑是過去一年世界電影上不多的驚喜之作。它優秀,但也遠遠談不上完美;它關乎政治,但卻無關政治正確;它講述抗爭,但確實“被馴化”的抗爭;它處處反套路而為,但也處處暗藏套路;它是一部有關女性的電影,但卻不是一部女性主義的電影。

如果我們過分強調《三塊廣告牌》里的所謂政治正確、主流價值、女性本位,那無疑是貶低、矮化了它在技法、思想乃至藝術上的成就。《三塊廣告牌》背后所潛藏的社會內涵不應被過度政治化的解讀,但是它所折射出的社會語境,卻能讓我們看到更為豐富、中立的女性面向。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意義,遠遠不是兩座表演類獎杯所能簡單涵蓋的。

游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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